“走出去”，指的是中国企业开始积极进军海外或兼并收购海外企业这一经营动向。
　　5月25日，作为首家批量生产自主开发的大型TFT（薄膜晶体管）液晶面板的中国企业，电子仪器制造商“京东方科技集团”的生产线开始启动。但是，所生产的液晶面板其实并非京东方集团从零开始自主开发的。该公司在2003年1月斥资3亿8000万美元收购了韩国企业“海力士半导体（Hynix）”的TFT液晶面板业务，将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约1700名韩国员工揽至麾下。

作为国家战略得到政府支持
　　京东方集团利用韩国的技术和人才，在北京郊外投资12亿5000万建立了新工厂，此次量产的玻璃底板边长超过1m的“第5代”TFT液晶面板。生产能力为月产玻璃底板3万块，成为中国国内第二家批量生产第5代液晶面板的厂家，仅次于上海广电集团与NEC合资组建的上海广电NEC液晶显示器（月产4万5000块）。
　　京东方集团还计划在年内增设生产线，将生产能力提高到月产6万块，从而超过上广电NEC跃居中国第一。其目标是打破以往被日本、韩国、台湾的制造商所垄断的市场格局，成为中国第一家世界级大型液晶生产商。
　　“走出去”这个词在中国开始被广为使用始于90年代末中国为加盟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正式谈判之后。在中国市场对外开放进展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如果只是在国内疲于防守而不积极进军海外，是无法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生存下去的。这种危机感正是“走出去”一词的背景所在。“走出去”一词被明确写入了第10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作为国家战略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扶持。
　　早期的“走出去”动向主要是国有石油公司投资海外油田开发项目，家电制造商在东南亚设立工厂。但是最近，中国企业收购海外企业的大手笔急剧增加。去年12月，个人电脑巨擘联想集团以总额17亿500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IBM的个人电脑业务，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家电巨头TCL集团在2002年9月收购了德国老牌家电制造商施耐德，次年11月与德国汤姆逊多媒体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整合了汤姆逊的电视机业务。汽车巨头“上海汽车”去年10月以5亿美元购得韩国双龙汽车49%的股份。京东方集团也是在“走出去”的大潮流下收购海力士液晶业务的。

两位领军人物息息相通
　　然而，统观全球，跨国的大型收购成功案例并不多。原因是，要超越语言、企业文化、聘用习惯等巨大差距将员工的心凝聚在一起，非同小可。而且拥有足以涉足海外大型收购案的雄厚资金，几乎都是有政府背景的大型国有企业。其企业文化及经营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大相径庭。“走出去”才刚启步，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笔者认为，其路途将会走得很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采访京东方让笔者吃了一惊。这就是京东方在北京的新工厂建设速度比预期的还要快。2003年9月动工，一年后，也就是2004年9月就宣告竣工，经过生产线的试运行，从今年1月起便开始出产样品。在进入批量生产后的今天，其产品的成品率已经达到近90%。
　　京东方用于建厂的时间并不比其他竞争对手有大幅的缩短。但是，京东方原本并没有大型液晶面板技术，因此来自海力士的韩籍技术人员的全面协作不可或缺。
　　而位于韩国的原海力士工厂只生产过第3.5代产品，启动第5代生产线对韩方技术人员而言也是初次经验。况且工作舞台又是与韩国截然不同的中国。总之，如果中韩两国同事之间不能彼此真心合作的话，新工厂也许无法如此顺利启步。
　　“老实说，一开始听说被中国企业收购了，不知前景究竟如何，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来到中国以后，对于事物的看法又是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刚开始每天都可以说是在接受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的洗礼。”一名原海力士的韩籍员工如此吐露心声。既然如此，为什么韩籍员工既不跳槽、又不怠工，而是竭尽全力协助建立新工厂呢？“这是因为两位领军人物的想法完全一致的结果。虽然工作一线多少有些分歧，但是对于跟随他们，则是毫不犹豫的。”
　　这里提到的两位领军人物，一位是京东方的董事长兼CEO王东升，另一位是负责TFT液晶面板业务的执行副总裁崔炳斗。崔副总裁在海力士公司的TFT液晶业务创建初期就开始作为领导，深得员工们的信赖。王董事长聘请崔炳斗在京东方总公司担任重职，由其负责北京工厂的建设工作。除了合资公司，中国的国有企业，由外籍人士出任副总裁级别的职务，可谓是破格的待遇。

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战略
　　王董事长与崔副总裁共同拥有的，就是北京新工厂的项目不成功，就没有自己的未来，这种强烈的危机感。
　　京东方的前身，是一家制造老式电子管的国有工厂--北京电子管厂。这家工厂在1987年与松下电器产业成立了名为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的合资企业，开始制造彩色显像管，随后获得巨大成功。然而，制造电子管的工厂却因为背负巨额债务和剩余员工，濒临经营危机。三十多岁就被提拔为财务部门主管的王东升，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重组集团企业，分离债务、企业上市、裁减富余人员。
　　透过与北京松下的合资，王东升一定认识到了关键部件在电子行业的重要性，以及将来取代显像管的薄板显示器的必要性。然而，松下在2000年与上海广电集团成立了合资企业，制造其拿手的等离子体面板。所以王东升不得不寻找新的技术提供商。　
　　而在韩国，2002年，正值重整经营的“海力士半导体”与美国“美光科技”之间的转让谈判宣告破裂。海力士决定出售除存储器之外的非核心业务，自力更生实现经营重建。此时，最先被列为出售候补的就是由崔炳斗领导的TFT液晶面板部门。为了生存，崔炳斗也不得不寻找新的赞助商。
　　两位领军人物之间的相互信任，正是因为曾经共有过这些危难经历和危机感，才建立起来的。崔炳斗表示，“京东方如今在中国和韩国都有制造基地。但是，这既不是两家不同的公司，也不是属于两家母公司的合资公司。在拥有共同目标和战略的同一管理层的率领下，全社职员齐心协力，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资金筹集的“高门槛”
　　尽管如此，京东方在前进道路上还是遇到了一个“高门槛”。液晶面板市场从去年夏天起持续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用于个人电脑显示器的17英寸液晶面板的价格降低了近五成。韩国工厂的效益恶化，导致京东方在05年1至3月份出现了4亿5000万元的净亏损。
　　为支付新工厂的建设用款，该公司于3月底向由九家国有银行组成的银行团融资了7亿4000万美元。据中国报纸的报道，在液晶面板价格跌破成本的局面下，京东方与银行团之间的融资交涉陷入僵局。后来是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才终于达成协议。另外，该公司股票上市以来出现最低值，所以也难以通过增资的渠道筹措资金。
　　昔日曾经渡过经营危机的王东升和崔炳斗能否跨越下这道“高门槛”呢？其它诸如联想、上海汽车这样毅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中外企业领导人之间是否又有象王东升和崔炳斗这样的信赖关系呢？京东方的未来将成为预测中国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风向标。